# 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研究的学术史：分期、谱系与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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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与概念界定

“市镇”通常指县治以下、以商品交换为主要职能的聚落；明清文献中“市”“镇”并称，大体以规模和行政设置（如是否驻巡检司）区分，但用法并不严格[1-2]。“江南”的范围，学界多采用李伯重所界定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及太仓州（“八府一州”）[3]。明中叶以后，太湖流域市镇在数量、规模与专业化程度上都有显著增长，这一现象自 20 世纪中叶起就被当作理解“传统中国能否内生走向近代”的关键样本。因此，市镇经济研究的学术史，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理论框架不断更替的历史。

已有的学术史回顾，较重要的有任放对 20 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系统梳理[4]〔待核〕、冯贤亮对明清城乡关系研究理路的检讨[5]、陈平与冯贤亮关于江南研究“从经济史到文化史”转向的述评[6]，以及傅春晖从社会学立场所作的再评估[7]。本文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按“时段—学术群体—核心问题”三条线索重新整理，重点放在范式的接续与断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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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术史分期与代表性成果

### （一）前史：1950 年代以前的考证性研究

日本学者对中国传统市集的研究起步较早。加藤繁关于宋代草市、清代村镇定期市的系列考证，奠定了以制度与名物考证为主的研究传统，后由吴杰译成中文，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8]。这一阶段的研究重在辨析“市”“镇”“草市”的名实与沿革，尚未形成“市镇经济”的独立问题意识。

### （二）1950—1970 年代：“资本主义萌芽”范式的形成

**1. 中国大陆。** 1950 年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是市镇研究真正的起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辑的讨论集中，王仲荦讨论苏松嘉湖四府的租额与纺织业，傅衣凌讨论江南地主经济的新发展，江南丝棉纺织业及其集散市镇由此成为检验“萌芽”的核心证据[9]。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0]与《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1]，把市镇工商业者、雇佣关系与“市民”的成长联系起来，并注意到乡族势力对商品经济的制约，成为大陆市镇研究的开山之作。此后，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编的论文集[12]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13]，对这一范式作了总结。后者对江南丝织、棉布业与市镇商业资本的分析，至今仍是基础参考。

**这一范式的特点**：以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包买商、工场手工业）为核心指标，把市镇看作“萌芽”发生的空间载体；研究对象偏重手工业专业市镇，问题指向“为什么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

**2. 日本。** 战后日本的明清史研究同样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西嶋定生对松江棉业与农村手工业的研究[14]，从“农民家内副业—商品生产—商人支配”的链条讨论江南商品经济的性质，与中国学界的萌芽讨论平行展开，结论却更强调其“非资本主义”的一面。

**3. 欧美。** 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在 1964—1965 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三篇长文[15-17]，借用中心地理论，把农村市场描述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层层嵌套的体系，并讨论其随时间的演化。这一模型此后长期充当市镇研究的分析框架，同时也是被反复检验和修正的对象。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18]，又以上海县 1480—1910 年的市镇与水道为个案[19]，把市镇兴衰同水利环境、交通条件结合起来考察，开了空间—环境取向的先河。

**4. 中国台湾。** 刘石吉在 1970 年代后期陆续发表江南专业市镇研究（原刊台湾《食货月刊》，卷期〔待核〕），后结集为《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 年在大陆出版[1]。该书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蚕桑丝织业、米粮业等专业市镇，并对市镇数量的增长作了系统统计，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奠基性专著。

### （三）1980—1990 年代：市镇研究的热潮与结构—功能分析

改革开放后，市镇史成为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显学。这一阶段的研究大致在“萌芽”框架内展开，但问题重心已从“生产关系”转向“市镇本身的结构、功能与网络”。

- **结构与历史价值的评估。** 王家范从市镇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入手，讨论其“历史价值”，强调市镇繁荣与传统农业社会的深度嵌合，对把市镇直接等同于近代城市的看法有所节制[20]。
- **区域通论。**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系统讨论市镇的起源、类型、市镇网络及市镇与“乡脚”（市镇腹地）的关系[2]。陈学文对杭嘉湖地区市镇作了区域专题研究[21]。洪焕椿、罗仑主编的论文集体现了南京大学团队对长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的综合研究[22]。林绍明较早关注市镇的行政管理问题[23]。
- **商业、城市与近代延续。** 范金民从商品流通、商帮与市场联系的角度，论述江南在全国市场中的位置[24]。蒋兆成[25]〔出版社待核〕与王卫平[26]分别对杭嘉湖社会经济和苏州城市史作了系统研究。包伟民主编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把市镇研究的时段延伸到近代，讨论传统市镇在开埠、战争与工业化冲击下的分化[27]。乔志强、陈亚平提出“原生型城市化”的概念[28]。赵冈从城市化率长期变动出发，讨论宋以后城市发展重心向市镇“下移”的现象[29]〔待核〕。
- **日本的地域社会论与田野取向。** 1980 年代，森正夫等倡导“地域社会论”。名古屋大学历史学者与地理学者 1988 年起在江苏、上海的十余个市镇开展联合调查，成果为《江南デルタ市鎮研究》[30]（中译本《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2017）。川胜守关注市镇的空间结构与社会设施（如义冢、寺庙）的形成[31]。滨岛敦俊以总管等土神信仰为线索，揭示市镇镇庙与周边村落之间的仪式与行政联系[32]〔中译本译者、年份待核〕。
- **英语学界的城市史取向。** 林达·约翰逊（Linda Cooke Johnson）主编的《晚期帝制中国的江南城市》，把江南城市与市镇放在城市史框架下讨论[33]。

**这一阶段的特点**：资料上大量依赖清中后期至民国编纂的乡镇志；方法上以描述、分类、计数为主；结论上普遍肯定市镇的“繁荣”与“城市化”意义，但对“繁荣的性质”分歧很大。

### （四）1990—2000 年代：理论反思与比较视野——“内卷”与“分流”之争

这一时期的核心议题，是江南的商品化与市镇繁荣究竟算“发展”还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 **黄宗智的“过密化”（内卷化）。** 黄宗智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商品化（植棉、棉纺织）是人口压力下小农家庭以递减的边际报酬追加劳动投入的生存策略，属于“没有发展的增长”。依此推论，市镇的商业繁荣并不意味着结构性的经济转型[34-35]。
- **李伯重的“早期工业化”与方法论批判。** 李伯重提出 1550—1850 年间江南存在以轻工业为主的“早期工业化”[3]，并批评以“资本主义萌芽情结”和“选精”“集粹”方式处理史料的研究方法[36-37]。此后他以国民账户体系（SNA）方法估算 1820 年代松江府华亭、娄县两县的 GDP，认为 19 世纪初江南已是以工商业为主的“早期近代经济”[38]，又讨论了“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39]。
- **“加州学派”与大分流。** 王国斌[40]与彭慕兰[41-42]把 18 世纪的江南同英格兰、西欧相比较，认为两者在“斯密型增长”和生活水平上大致相当，分流主要源于煤炭与海外殖民地等外部条件。彭慕兰随后在《历史研究》撰文专论近世江南[43]，黄宗智[44]、王家范[45]等提出回应与商榷。
- **市镇研究的回应。** 樊树志转而讨论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46]，并在《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中重新阐释市镇的历史意义[47]。
- **市场史取向。** 张海英[48]、龙登高[49]把市镇放进商品流通与区域市场体系中考察，龙著还把时段拉长到 11—19 世纪。任放以长江中游为对象[50]，为江南市镇研究提供了区域比较的参照。

**这一阶段的特点**：市镇研究从“萌芽是否存在”转向“经济增长的性质与动力”；比较的参照系从“西欧资本主义道路”的理想型，换成了具体的英格兰或荷兰；量化与经济学概念（边际报酬、斯密型增长、GDP）开始进入核心论证。

### （五）2000 年代以来：空间、地域社会与文献批判

- **计量与空间分析。** 范毅军把明清至 1980 年代出现过的苏、松、太地区市镇全部落到地图上，按规模分级统计。他指出，市镇数量增长的背后新兴与消亡并存，许多市镇存续时间较短，若大小市镇一体计数，会高估明清江南的城镇化程度；前近代江南的城镇化是“广泛性的而非集约性的”[51]。他还讨论了明代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52]，并以 1551—1861 年为时段出版专著[53]。
- **城乡关系与“镇管村”。** 吴滔以苏州地区为中心，考察专业市镇的兴起机制、“镇管村”体制的形成以及市镇区域的划定，从空间视角重建市镇与农村的关系[54]。他与佐藤仁史合著的嘉定研究，结合社会经济史、空间分析与口述史，作长时段的县域考察[55]〔出版社待核〕。冯贤亮主张，市镇的城乡归属应依据当时的历史情境与时人认知来判断，不宜套用现代城市化标准[5]。
- **历史地理与“成镇”前史。** 谢湜从“高乡”“低乡”的地貌差异出发，重建 11—16 世纪太湖以东的水利、聚落与政区演变[56]，为明中叶市镇兴起提供了生态与制度的前史。
- **文献批判与“知识考古”。** 吴滔指出，既有研究过度依赖清中叶以后编纂的乡镇志，而这些志书中的“开镇”叙事往往由家族或文人层累建构。他主张回到“前乡镇志”时代，借助碑铭、文集、笔记等材料作“知识考古”[57]。
- **权力、治理与国家。** 赵世瑜、孙冰以湖州双林镇为例讨论市镇权力关系[58]，武乾讨论市镇在官治之外的“非正式政体”[59]，张海英考察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60]。研究重心由此从“市场”扩展到“国家—地方”关系。
- **环境、消费与社会文化。** 冯贤亮讨论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61]〔待核〕，巫仁恕考察晚明的消费社会[62]，唐力行把苏州与徽州作两地互动的比较研究[63]。正如陈平、冯贤亮所概括的，江南研究整体呈现“从经济史到文化史”的转向[6]。孙杰、孙竞昊则对江南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作了反省[64]。
- **社会学的重新进入。** 傅春晖主张把市镇视为“总体性社会事实”，从经济、社会、政治三个层面重新理解它在中国城镇化中的位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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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学术群体与学派谱系

下表按学术群体归纳主要取向。需要说明的是，“学派”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多为松散的学术传承与问题取向，不是严格的组织边界，表中分组只是为了便于把握。

| 学术群体 | 代表学者与成果 | 核心问题与方法 | 主要分析概念 |
|---|---|---|---|
| 大陆“萌芽”研究传统（厦门、南京、北京） | 傅衣凌[10-11]；许涤新、吴承明[13]；洪焕椿、罗仑[22] | 生产关系、商业资本、雇佣劳动 | 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经济、乡族势力 |
| 上海学者群（复旦、华东师大） | 樊树志[2][46-47]；王家范[20][45]；张海英[48][60]；冯贤亮[5][61] | 市镇结构、网络、城乡关系 | 市镇网络、乡脚、城乡连续体 |
| 浙江学者群 | 陈学文[21]；蒋兆成[25]；包伟民[27] | 杭嘉湖区域研究、近代延续 | 专业市镇、近代命运 |
| 经济史“新古典”取向 | 李伯重[3][36-39]；龙登高[49] | 生产力、市场、量化与国际比较 | 早期工业化、斯密型增长、GDP |
| 台湾学者 | 刘石吉[1]；范毅军[51-53] | 分类统计、GIS 空间分析 | 专业市镇、广泛性城镇化 |
| 日本学界 | 加藤繁[8]；西嶋定生[14]；森正夫[30]；川胜守[31]；滨岛敦俊[32] | 考证、田野调查、地域社会论 | 地域社会、土神信仰、空间形成 |
| 欧美学界 | 施坚雅[15-17]；伊懋可[18-19]；黄宗智[34-35]；王国斌[40]；彭慕兰[41-43] | 社会科学模型、比较史 | 中心地层级、过密化、大分流 |
| 历史人类学 / 历史地理取向（中山大学等） | 吴滔[54-55][57]；谢湜[56] | 结构—过程、文献批判、田野 | 镇管村、高乡/低乡、知识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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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究范式的变化

综合上文，可以归纳出六条相互交织的转变线索：

1. **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与市场”。** 早期研究以雇佣劳动、工场手工业为判准[9][13]。1990 年代以后，李伯重等转而关注技术、能源、资源配置与市场整合[3][49]，市镇不再只是“萌芽”的载体，而被视为区域分工体系中的节点。

2. **从目的论到比较史。** “萌芽”范式隐含“应当走向资本主义”的目的论。“内卷”与“分流”之争把参照系换成可以检验的具体比较对象（英格兰、荷兰），并引入经济学指标[34][41][38]。代价是，对市镇自身制度与社会的关注一度被宏观比较所遮蔽。

3. **从计数与描述到空间与计量分析。** 刘石吉、樊树志以数量增长说明繁荣[1-2]；范毅军用地图与分级统计揭示“新生与消亡并存”[51]；吴滔进一步追问市镇区域如何在制度与空间中被划定[54]。施坚雅模型也从“套用”变为“检验与修正”的对象。

4. **从经济区域到地域社会。** 日本地域社会论[30-32]与中国历史人类学取向[54-57]，把市镇看作人群、信仰、宗族、行政共同塑造的社会空间，研究议题扩展到权力结构[58-60]、仪式联系与地方治理。

5. **从依赖乡镇志到文献批判。** 早期研究基本以乡镇志为主要史源；近年则强调乡镇志的层累性与权力话语，要求回到碑刻、文集、契约、档案等“前乡镇志”材料[57]。

6. **从“城/乡二分”到“城乡连续体”。** 市镇是城还是乡，曾直接决定“城市化”的估计[29][28]。冯贤亮主张依据时人的认知与历史情境判断[5]，范毅军用“广泛性城镇化”修正了对城市化程度的估计[51]，傅春晖则把市镇定位为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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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尚未充分讨论的问题（研判）

以下判断基于上述文献的覆盖范围，供选题参考；具体题目动笔前仍需在知网、CiNii、Google Scholar 中作专项查新。

1. **市镇数据的系统化与可比性。** 范毅军已经指出，单纯计数会高估城镇化[51]，但跨府县、可回溯的市镇“生命史”数据库（兴起、消亡、规模、职能、人口）仍不完整。市镇人口与商铺规模尤其缺乏可比数据，“繁荣”“衰落”多停留在定性描述上。

2. **明中叶以前的“成镇”过程。** 现有研究多从明中叶写起。谢湜[56]与吴滔[57]已提出这一问题，但宋元至明初聚落如何演变为市镇、乡镇志的开镇叙事如何形成，个案仍然不多。

3. **金融、信用与货币冲击。** 市镇研究偏重商品流通与手工业，对市镇的典当、钱庄、赊账与预买等信用形式，以及白银流入、银钱比价波动对市镇经济的影响，讨论较少，与物价史、货币史的结合不足。

4. **国家制度与市镇的互动。** 牙行与牙帖、商税与关税、巡检司与镇级治理、清代“镇管村”的具体运作，已有初步研究[23][58-60]，但仍缺乏把赋役—财政制度变化与市镇兴衰联系起来的长时段分析。“国权是否下县”的争论尤其需要用市镇层面的档案来检验。

5. **市镇中的劳动者与普通人。** 牙人、脚夫、机户与机匠、踹匠、棉纺织女性劳动者、外来移民和佣工等群体，在既有研究中多是论证生产关系或“过密化”的统计单位，较少成为社会史意义上的研究对象。劳动力市场、工钱与生计的微观研究仍有很大空间。

6. **环境、灾害与战争造成的断裂。** 水环境变迁、灾荒和疫病，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对江南市镇体系的破坏与重组，与明清市镇研究衔接不够，后者常止于 1850 年。包伟民[27]等的近代研究与明清研究之间仍存在时段上的“接缝”。

7. **区域内部差异与跨区域比较。** “江南”内部的高乡与低乡、苏松与杭嘉湖、沿海与太湖腹地，市镇发展路径差异很大[56]。与长江中游[50]、华北集市、岭南墟市的系统比较也还比较薄弱。

8. **市镇与海外市场、全球史的实证衔接。** “大分流”讨论多停留在区域宏观层面[41-43]。具体市镇的丝、棉布产品如何经由国内长途贸易进入海外市场，市镇产业怎样受外部需求波动影响，仍缺少以商品链为线索的实证研究。

9. **数字人文方法与史料基础。** 地方志全文库、GIS 与历史地名库已经为市镇研究提供了新工具，但地名消歧、市镇等级标准、乡镇志年代偏差等数据治理问题尚未形成共识。这一点与第 1、2 点的文献批判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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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结语

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研究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考证性前史、“资本主义萌芽”范式、结构—功能分析、“内卷—分流”比较，以及空间、地域社会与文献批判。几十年来，市镇从“萌芽”的证据，变成区域市场的节点，再变成地域社会的空间单元。每一次范式转换都修正了对“江南繁荣”的估计：从肯定其近代性，到质疑其发展性，再到追问“繁荣”本身是怎样被史料和概念建构起来的。下一步较有潜力的方向，是把经济史的量化工具、历史地理的空间分析与历史人类学的文献批判结合起来，在可检验的数据和可追溯的文本两个层面，重新回答“市镇是什么、何以兴衰”这一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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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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